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民商事案件裁判观点选编（第2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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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

关于民商事案件裁判观点选编

第26辑

345、侵权事实存在，但侵权造成的损害数额大小无法确定或者难以确定的，应如何处理

【法律问题】：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反映民事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提出，在审理涉及侵权或者合同纠纷时，常常遇到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侵权损害事实确实存在，但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无法或者难以确定损害的具体数额，对此如何处理，把握不准，需要明确界线。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集中力量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运用自由心证原则只限于侵权事实难以确定的情况。如果侵权事实已经确定，只是侵权赔偿数额难以确定时，则是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经过讨论，多数人认为，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是有密切联系的，没有限制在特定的领域；自由心证原则适用于侵权事实的确定和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等领域，而不仅仅适用于侵权事实确定的领域。对于能否适用自由心证原则确定侵权赔偿数额问题，大家原则同意一些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提出的倾向性观点，即在已能认定损害确实存在，只是具体数额尚难以确定或者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结合一些间接证据和案件其他事实，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自由心证，适当确定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但这一规则只适用于侵害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民事案件，不适用于合同纠纷等其他民事案件。    

【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编著《中国民事审判前沿》

346、若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观点解析】：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该规定为举证期限内，对于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延长举证期限的救济措施，以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该条规定的“确有困难”应限于客观障碍，主要包括两种情形：

一是指因不可抗力、社会事件等原因，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无法完成举证。例如，因山洪、地震、战争等原因交通中断，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无法完成异地取证等情况；证人外出尚没有找到；收集有关证据材料尚需时间等。

二是当事人具有客观上不能举证或难以举证的情形，主要是指需要勘验、鉴定、评估、审计才能证明的；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资料；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且已不能继续举证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如属第二种情形，当事人亦可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不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原因等因素综合判断。必要时，可以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    

该款对法官判断“确有困难”的因素作出了指引性规定，即对是否存在客观困难，应根据举证能力、不能提供证据的原因等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判断。

同时，本款创设性规定“必要时，可以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主要目的是尊重对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避免法官误判，防止当事人借举证期限的延长拖延诉讼，维护对方当事人的期限利益。

【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法律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347、被诱使脱离监护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如何确定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虽然目前我国法律对于1994年2月1日以后未办理婚姻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不再视为事实婚姻。同居者之间不具有夫妻权利义务关系。但一方明知对方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诱使其脱离其监护人的监护而与之同居，进而伪造结婚证，使用欺诈手段使监护人误以为被监护人已经结婚的，监护权应由其配偶行使的情况下，对于被监护人出现的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其法定监护人有一定过错的，亦应承担部分民事责任。受害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责任的，亦应作为减轻加害人法定监护人之责任的因素予以考虑。

【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45辑

348、未经诉讼可以直接在执行程序中主张建设工程优先权吗？

【观点解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五条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依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的规定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进一步规定：“承包人根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因此，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收到承包人要求行使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建设工程优先权申请的，可分两种情况予以处理：

一是如果被执行人对其申请的工程款金额无异议，且经法院审查承包人提供的建设工程合同及相关材料合法有效，亦未发现承包人和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应准许其优先受偿；

二是如果被执行人对其申请的工程款金额有异议，法院应当告知承包人另行诉讼，但法院对工程变价款的分配程序须待诉讼有结果后方可继续进行。

建设工程优先权覆盖的工程款具体金额应由审判机构或仲裁机构确定。这是因为，根据审执分立的原则，除非法律或司法解释特别授权，执行机构一般不得对实体问题进行裁判。从法律性质来看，承包人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优先权以及优先权部分的具体金额属于实体问题，本质上应由审判机构通过诉讼程序或者由仲裁机构通过仲裁程序予以确认。值得一提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更常见的情况并非当事人之间就建设工程价款未经诉讼即申请执行，而是当事人经过了纠纷解决程序并获得了有关工程款的执行名义（法院的判决、仲裁机构的裁决等），但这些执行名义或者根本不确认承包人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优先权，或者不对工程款中优先受偿权部分的具体金额加以明确。面对此种执行名义，执行机构往往陷入窘境。    

一方面，由执行机构在执行程序中确认承包人享有建设工程优先权及其具体金额，有“以执待审”“自审自执”之嫌，不符合审执分立的基本原则，也不能给当事人的权利提供充分的救济。

另一方面，如果由执行机构确认优先权部分的具体金额，必然需要另行委托审计机构或者鉴定机构对工程造价及其中的优先权部分进行审计或鉴定，这将导致如下问题：一是增加当事人诉累；二是影响执行效率；三是容易出现审计结果相互矛盾的情形。

事实上，审判机构在关于工程款纠纷的裁判文书中，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请，确认承包人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优先权；如果享有，则应确认其具体金额。因此，当前在执行对建设工程优先权未予明确的执行名义时，执行机构可首先告知承包人申请再审或另行诉讼，经审判机构对有建设工程优先权的债权数额进行确认后，依确定的金额执行。

【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法律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349、人民法院基于房屋买卖合同作出的物之给付生效判决不能当然排除强制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

人民法院基于房屋买卖做出的物之给付生效判决不是房屋买受人亭有房屋所有权的确权判决，不直接产生所有权转移之法律效果，房屋买受人并不直接获得房屋所有权，故该生效判决不能当然排除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审查房屋买受人能否依据物之给付生效判决请求排除强制执行，仍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或者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房屋买受人的法定优先保护条件作出认定；如不符合上述条件，则不能排除强制执行。    

【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91辑

350、未按约定交纳土地出让金时违约责任的认定

【观点解析】：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双方当事人通常对未按约交纳土地出让金时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争议较大。应综合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预期利益等以及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确定。

【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68辑

351、股权转让中的无权代理、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

【观点解析】：

行为人无权代理而以名义股东的名义，将登记于该名义股东名下但实为他人所有的股权转让的，应区分其中包含无权代理与无权处分，分别考量其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影响。对于受让人能否取得股权，可根据《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5条之规定，参照《物权法》第106条以及《物权法解释》规定加以认定。

【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68辑

352、合同约定解除与债权合意抵消

【观点解析】：    

附约定解除条件合同，自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解除合同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解除，无需相对方作出明确意思表示；解除合同通知因意思表示生效而生解除效果、且保护相对人合理信赖，一般具有不可撤销性。合意抵消不以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各类、品质相同为要件、一方当事人以其对于对方的债权约定所附条件成就时解除合同由第三人清偿亦属有效。合同解除权人主动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并明示其债权与合同约定第三人未届清偿期或未至给付条件债权抵消，应视为其对期限利益或抗辩放弃，应尊重其意思自治并维护诚实信用。

【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62辑

353、如何认定书面合同的变更

【观点解析】：

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只要对合同变更协商一致，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外，就可以认定合同变更；当事人通过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变更合同原则上也应采用书面形式；或者采用书面以外的如口头形式以及包括事实行为等在内的其他形式变更合同的，只要当事人没有争议，也可以认定为合同变更。如果当事人就除书面形式以外的是否变更合同的情形理解不一致引发争议，应应当适用《合同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视为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推定为合同未变更。

【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47辑

354、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可以与离婚诉讼一并处理？    

【观点解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解释（一）》第三十条对当事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应于何时提出的问题作出了规定，对无过错方起诉是否必须与离婚诉讼同时进行的具体操作性问题，规定了按无过错方在诉讼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区别对待：（一）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二）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三）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一审时被告未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一年内另行起诉。由此可见，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与离婚诉讼一并处理。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是：有权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主体必须是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前提是双方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如双方的婚姻被宣告为无效婚姻或双方仅仅是同居关系，则无权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

【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法律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